榴槤紀事

小時候不懂榴槤美味，對其認知僅止于味道之強烈，如此綽綽逼人，在空氣中活躍跳動，高調侵入，再慢慢的撤退，性格鮮明，用一種我就是這樣子的姿態橫行。那是榴槤季節，一年兩回。我坐在客廳地上擺弄著玩具，廚房那頭傳出濃濃榴槤味道。大人們圍坐一堆，用巴冷刀剝開榴槤的堅決外殼。啊，黃肉干包，他們喜道。紛紛出手，嘴里啜出滋滋意猶未止聲。有人接過剝開一半的榴槤，從坐姿蹬起，換蹲的，兩手壓在半粒榴槤兩端，稍一使力，裂開，又是一排美味的黃肉干包，紛紛出手。

那時榴槤季節分明，一年來就那個時候可以吃到榴槤。大街小巷都有臨時在路邊擺起的榴槤攤子。路過的車子停下，檔口主人手起刀落，客人捉起榴槤果實放入口里，吃了一番后還會買幾粒回家。我們家的膠園里也種有幾棵榴槤樹，所以爸爸每天都會去巡視，早午晚各一次。膠園旁是別人的榴槤園，榴槤季節時園主都會在小屋里守夜，偶爾遇見爸爸寒暄幾句，再從一籮籮的榴槤里抽出幾粒給爸爸帶回家。不過爸爸間中也會在外頭買榴槤回來，試試不同的味道。其實榴槤的味道大體來說是一類，細分之下卻是千變萬化，苦的、甜的、苦中帶甘、甘中帶苦、淡的濃的、等等，各有所好。我們家偏好苦中帶甘的，外頭買回來的榴槤都是謎團，剝開揭曉謎底，有時歡喜有時失望。吃榴槤亦是人生，如果阿甘是馬來西亞人，他大概會說：人生就像一堆榴槤，你永远也不知道剝開的下一粒榴槤是什么味道。不過自己園里種的榴槤脾性都被家人摸熟了，土種榴槤，哪一棵的味道比較苦，哪一棵比較甜，哪一棵殼厚果小，哪一棵的種子小果肉多，爸爸和媽媽對這個都很熟悉。

上個周末回家，隨他們進園里拾榴槤。和小時候的光景不一樣，膠園已經翻種成油棕園、隔壁的榴槤園也不再有人守夜，大概是榴槤價錢便宜，不值得花費這功夫了。我們園里的榴槤樹在也死了幾棵，剩下四五棵。也沒特別照顧，就讓他們自生，依舊是一年兩次結果，父母也沒功夫看顧，就一天去兩回，看到多少就拾多少回家。我們都不在家，兩老也吃不了多少，幾年前所有榴槤樹健在并茂盛時還試過榴槤多得自用不暇，只好賣掉。如今光景不再，幾棵和我一起長大的榴槤樹被油棕樹侵蝕地盤，果實累累的盛況不復。我跟著雙親，看他們駕輕就熟漫步在零散落在油棕樹群中的榴槤樹，從看起來無異的草堆里拾起一粒粒榴槤。仿佛回到小時候，我們在榴槤樹下拾得榴槤，堆成一群，安靜的刺猬般乖乖縮起身子。就地剝開一兩粒，大家蹲在地上大吃，嘴巴的變形魔術，軟軟的果實入口，骨碌在嘴里翻滾一陣，吐出硬邦邦的棕色種子，隨手丟在榴槤樹下。如此道地的循環，從榴槤樹開始的，最后回歸滋養榴槤樹的土地里。

而那樣就夠了，那天我們在家里和爸爸一起吃了幾粒榴槤，都是來自園里那幾棵和我們幾兄弟一起長大的土種榴槤樹。所謂土種，那是我，和我的家人，不需命名的以時光以及地緣性累積下來的聯系，隨時都可以輕易喚回的歸屬感。

土種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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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这回事

我对理发这回事的处理看起来是一种近乎洁癖的偏执：童年至今我都只给同一个理发师理发。那理发店成了记忆的祭坛，每隔一段时候我都受召唤到彼地献上那段日子累积的回忆，甜蜜的痛苦的无聊的，通通在理发师傅飞舞的剪刀下落为满地青丝。而后扫帚一摆，发和记忆断然分离。我回到同一款发型的起跑线，人们赖以辨识我的形象，下一个轮回之初。至今也数不清多少次轮回了，据妈妈说我小时候记忆还没认主前第一次理发时就哭闹着不让理发店的他人理发，那时理发师傅还没自己开店，他在理发店做第二理发师，接过了我，从此成为命定。后来我渐渐长大，记忆成型，一直到小学时代都还是爸爸或妈妈带我去理发。我乖乖坐着等候理发师傅，即便其他理发师空闲，我就是不给他们理发，乖乖坐着翻阅桌上的连环图和漫画。后来理发师傅自立门户，我也上了中学，自己骑单车去排队理发。那时我记忆正茂盛，理发师傅还披着乌黑发色。就算我离乡背井到了这城市求学，也会乘回乡时理发。这习惯延续至今，工作多年后我依然是回乡理发，以至于朋友们一见我理发就知道那个周末我回乡去了。理发师傅的头发也渐渐变灰，我的头发渐渐变少，可是记忆却更胜当年发丝茂盛时。也更加深厚了，对比的是那些长久累积下来的东西都散发着淡淡的味道，譬如熟悉，譬如习惯，之类的淡如水。这几年来理发师傅总会问怎么还不成家立室，我总笑笑说机缘没到啊。家常的对话，他看着我长大，长辈，总以这话题开始的。
我还以为我的头发就会永远听命于理发师傅的剪刀。
我还以为我真的是偏执的。一直到我刚才撑伞到附近的一间理发连锁店，把一个月半前给理发师傅剪过又再变长的头发剪短。其实我可以再等到下次回乡，只是近期较忙，下次回乡大概是十二月了，而我的头发就快长到要梳头的程度了。那是我和我极简主义的头发所不容许的，所以我就这样乘着大雨第一次光顾这座城市的理发店。战战兢兢推门而入，客人不多，年轻的男子要我坐在理发椅上，问我需要什么服务。我说理发，我再强调，把头发剪短就行了。这是新鲜的体验，以往我都是坐下后就和理发师傅闲话家常，理发师傅的剪刀想必也换了好几把了，我的发型应该没换过，除了半年前向往极简主义的记忆选择了短短不到一寸长的头发。年轻男子再问我要哪位相熟的理发师来帮我理发，啊，我说没有，我第一次来。我没说我第一次在这城市理发，初来报道，不懂年轻男子是否看出我的青涩。后来替我理发到是个年轻女子，那时我业已脱下眼镜，世界一片模糊，我看不清她的样子。视觉褪下，我和声音打交道。
“你要怎么剪”
“帮我剪至一寸左右”
“一寸？那很短哦！”
“是吗？那你帮我思量好了，只要不用梳头发就行了。”
“那好吧”
短短五分钟我就回到一个月半前的样子，也许有点细微的差别。不过我也不在意，只要不需梳头就行了。我把手摸一会儿自己的头发，直挺挺的，的确不用梳头。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怀念理发师傅。我知道他的头发白了很多，我还以为我的头发也会渐渐的少到不需理发了。当我们一起抵达那个交叉点时彼此将光荣退休，他为我主持最后一场记忆之献祭后安享晚年，而我的记忆终将突破不再以形式累积。
可是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执著，记忆也罢，头发而已。我撑着雨伞去让理发师傅以外的人剪了头发，付钱，彼此道谢。理发这回事，从此脱离了回乡。

那时，现在

那时我看别人跑步，别人看我带着相机走走拍拍。
现在别人看我跑步，我看别人带着相机走走拍拍。

家乡的理发店

记忆中从懂事开始就是这位叔叔帮我理发，那是他在街上的一间理发店打工，另一位理发师是店主。每次我都执意要让他理发，一直到后来他在街上的另一头自已开店，我也跟着去那边理发，一直到我去都城念书工作，也从未在其他地方理发，总等到回家乡时才披着散乱的头发去他的理发店，人多的时候等一两个小时，随意翻阅桌上的过期娱乐八卦杂志。几年前店里添了一台电视机和VCD 机，从此摔角节目常驻店里那个阴暗的角落。天花板挂着两台电风扇牙牙学语，理发叔叔为我披上一块白布，一贯的闲话家常，一贯的发型。＂你的头发少了＂，他往常般说。我微笑不语，过几年当我的头发掉光以后，就不来了。而那时他也老了，手里的剪刀静静躺在我二十多年来的记忆柜子，一个画面闪过，一个男人安详的坐在没有理发师的店里思索报纸里的填字游戏。